《中医发生学》自序

自序

1．为什么要研究中医发生学

梁启超说：“古往今来，人类活动的方式很多，社会变革的历程也不一致，然而一索其源，则无一而非由人类保生、乐生、谋生意识的指挥而构成，所以唯生意识就是人类活动的迹象和社会变革的历程，也就是历史进展的原动力。”这样的见解无疑是中肯的。

巴甫洛夫说：“有人类便有医疗活动。”基于求生本能，智慧人类从一开始就将全部精力置于自身生命健康的守护。毋庸置疑，同其他关乎吃穿住行的人类文化创造相比，专注直面人类生死存亡的医学文化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由此简单道理，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类文化知识相比较，医学不仅有最漫长的知识积累沉淀过程，也有最广泛的人类智慧参与程度。

医学首先是一门源自生活实践的经验知识，生活实践必然受限于相应时代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力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

同时，医学也是一门需要直面解读人类生命发生、成长、存续、疾病、衰亡等过程内在机理的形而上理性知识，这一点又受限于相应时代人们的宇宙哲学观、生命哲学观，以及相应的认知思维方法等因素。

生存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认知思维方式，认知思维方式决定知识建构方式。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由于生活空间的限制，这一规律体现尤为明显。

中华文明发祥于北半球北回归线以北的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为典型北温带内陆气候，四季分明，土地肥沃，雨雪适度，年平均气温二十度左右，非常适合诸多食用农作物的生产。所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中华先民，素来以农为安身立命之本，也因此创造了悠久辉煌的农耕文明。

民以食为天，如何更好地获取食物始终是人类首要关注的问题。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耕种采收等整个过程深受自然界寒暑冷热、风霜雪雨、昼夜阴晴等外在时空环境因素影响，决定了以农为本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围绕天地自然三位一体的宏大时空万象整体而创造，关注的焦点在于天地自然万象的发生形成演变过程、相互间的影响作用规律，以及内在的原理机制等。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农耕文明土壤中，蕴育出了以整体观、动态观、天人合一观等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精神基因。

纵观中国医学发展演变史，先后经历了朴素唯物的原始经验医学、主观唯心的巫祝医学、思辨理性的唯物论医学，以及近代从西方舶来的科学实证唯物观医学等阶段。

毋庸讳言，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主流话语权，已经牢牢控制在秉持实证主义理念的科学唯物观医学手中。但与此同时，世界上仍然有不少传统医学仍然不同程度活跃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这其中临床应用最广泛、社会影响最大者，莫非土生土长于中华大地的思辨理性唯物论中医学。

医学文化的使命是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心身健康。医学文化的价值体现在能够防治疾病，满足人类心身健康维护的需求。人类文明绵延不绝的先决条件是一代代文明创造传承者的生生不息。毫无疑问，医学是保障这一先决条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历史上，世界许多地方都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医学护航，无法抵御疾病，特别是大范围灾难性疾病的肆虐，灭绝了传承人，致其中很多中道夭折，云烟消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千上万年来，中华民族虽然也历经无数疾病煎熬，特别是灾难性疾病的打击，可亦然生生不息，文明血脉始终绵延不绝，一直传承至今。究其原因，中医学居功至伟。

以致死率极高的瘟疫病为例，信史之前姑且不论，单据可靠文献记载，仅近两千年来，中华民族就经历数百次大规模、广范围的烈性疫疾摧残，但每一次却都能在中医学巨力抗击下转危为安。即便在现代科学医学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中医学在防治诸如瘟疫这类重大灾难性疾病方面，仍然显示出其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

如果说，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及其研究团队受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治疟文献记载启迪发现了青蒿素，挽救了千百万深受疟疾之苦患者的生命，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医药实践知识是座巨大的医药学宝库的话。

那么发生在公元2003年那场几乎肆虐中国全境，让现代科学医学丢尽颜面的“非典”瘟疫狙击战中，最后依靠中医辨证论治才力挽狂澜，则证明中医理论在指导人类重大疾病灾难防治中，至今仍然具有一柱擎天，舍我其谁，独掌大局的能力与魄力。

中医学追溯渊源，姑且不论信史前的传说时期，仅文献文物可以足证足信的岁龄至少两千余年。而观其后世流变，能自成学术体系，独具理论实践特色者，又数十上百家，可谓源远流长，枝繁叶茂。

两千年来，历史经验无数次证明，中医学至今仍然是人类医学殿堂中最璀璨、最耀眼的明珠之一。然而，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直至当今时下，因为诸多复杂因素，中医学却一直遭受各种名目下，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是不科学的鞭挞凌辱与阉割肢解。

《庄子·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近代百年中医史，何尝不是如此，何其不是这种逻辑！

不过，幸运的是，持续了百多年的风刀霜剑，至今还没有彻底摧垮毁灭中医学，阴风号啕中仍然苟延残喘，顽强挺立。

满目疮痍，气若游丝，但只要有一丝发光机会，仍然会给世人留下惊喜与震撼，提示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的正确性、有效性、实用性至今无法否认。即便较之当今绝对权威的现代科学医学，其许多方面的优势仍然鹤立鸡群，一骑绝尘，无法超越。

风摧雾锁寒霜凝，百年仍松青，而若他年逢春暄，何患千年沉香不袭人？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因为近百年文化环境的巨大改变，当今绝大多数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

与中医学而言，世人由衷感恩中医学带来心身健康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十分尴尬的学理认知困惑：

这个和现代科学医学在理论思想上、实践逻辑上皆格格不入的医学文化体系，到底是怎么产生构建的？其内涵本质是什么？未来又该走什么样的扬弃创新之路？

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确实，上述诸多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解答其它所有问题的基础。

因为不清楚中医学的起源发生形成过程，就无法准确解答中医学理论实践观本质。而不能准确解答中医学理论实践观本质，就自然谈不上临床上的合理运用，更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扬弃创新理路。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形成的根源、机理，及过程，近代以来，学术界将研究这一专题方向的学问称之为发生学。

在中国，先秦时代，发生学研究观念与范式就已经备受学界重视。如《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等著名宇宙演化哲学论断，都属于典型的发生学文化阐述范式。

在西方，发生学研究范式，最早出现在生物种系及生物发育研究过程中，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十九世纪，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年~1980年）基于儿童认知心里过程，借鉴生物发生学研究思路，推演阐发了人类文化知识的发生学原理，著成《发生认识论原理》，由此开创了人文社会学文化的发生学研究范式。

皮亚杰的基本观点是：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知识的构造有严格的内在逻辑规律。知识的每一次创新，总是以前一阶段知识结构为基础，体现为对前一阶段知识结构的修正完善、拓展创新。知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总是以基于传承创新的新结构知识体形成为标志。所以，知识建构的时空过程是可以认识和再现的。

本世纪以来，作为一种综合方法的研究范式，发生学研究已扩展到人文社会学诸多领域，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

毫无疑问，中医学的理论实践体系同样经历了千百万年的不断构造修缮过程。中医学每一次知识构造修缮，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独特的思维逻辑，以及相应知识建构方法。

后人穿越时空，回溯历史，沿中华民族自然人文文化发明创造长河，理清中医学发生形成变革的时代背景，及其知识构建足迹，则其演进脉络、内涵本质等自然可以还原再现。

“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借鉴文化知识发生学的观点及研究方法，探讨中医学绵延数千上万年的漫长构造修缮过程，再现其思想内涵的本质及其来龙去脉，在中医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基础性地位。

尤其生逢中医学思维逻辑方法及其哲理思想灵魂，被庸俗教条化的科学教旨主义者视为妖孽异端，而百般歧视凌虐的时代，这一方向的研究更是时不待我，迫在眉梢。

首先，这一问题的阐明将有助于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各种知识要素内涵定义的准确规范，促进相应概念标准化的确立，为中医学理论实践的科学本质研究提供正确的前提基础。

其次，这一问题的阐明可为中医学理论实践的学*理解，提供正确的认知视角方向以及思维方法路径，促进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信任与接受，推动原汁原味的真正中医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第三，这一问题的阐明有利于及时发现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内部各种知识要素观点及彼此结构关联逻辑可能存在的缺陷错误，为中医学进一步修正完善及扬弃创新打下可靠基础。

第四，这一问题的阐明有助于中医理论实践的传承发展，促进中医临床诊疗护理水平的提高，改善中医医疗保健质量，使中医学能够更好地服务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心身健康。

此外，作为中华文明的结晶，中医学凝聚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哲学科学精神，所以中医发生形成学的研究还能为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境界。

2．中医发生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每一门文化知识体的产生形成，都有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文化滋生土壤、知识组成元素、体系建构逻辑等。深刻把握这些文化要素，对于正确理解相应知识体的内涵本质，指导生活实践应用，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医学同样莫能例外。而从发生学角度研究中医学，特别需要理清以下几个方面要点。

首先要准确把握中医学的文化要素及其结构层次。

每一种文化知识都有其特定的知识要素及其结构层次关系。要准确把握一门文化知识的思想内涵，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还“知其所以然”，认知学*其直观表象知识要素，无疑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进一步研究过程中，首先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抽丝剥茧，穷尽原始，全面系统地理清那些蕴涵表象知识的深层次内核文化元素，及其相应的关联结构方式。

同样，对于中医学来说，如果只是想简单了解“是什么”时，则观其形而下，知其结论观点，就可以达到目的。但如果不满足于这些直观简单的结论式答案，想进一步在形而上层面懂得“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甚或试图灵活准确应用于临床生活实践过程中时，则深入其知识体系内部，辨析内核文化元素，认识各自内涵本质，理清彼此结构层次关系，显得非常重要。惟其如此，才能清晰审视其时空立体结构特征，确立正确的学*研究实践路径。

同其他医学一样，中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及日常生活保健，担负治病救人，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的责任。所以，以精气学说、外邪学说、生命阴阳学说、命门三焦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以及方药针灸、推按按摩、气功导引等为主体的人体生命学及医疗养生实践学身份，无疑体现在中医学最表象层次。

中医学的理论实践体系是在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指导下构建的，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是中国古代宇宙哲学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古代宇宙哲学是中医学的第二层次文化要素。

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的产生形成，又是基于先秦农耕文化背景的天文历法学及气象物候学等知识基础的。所以先秦农耕文化，及服务于农耕文化的天文历法学、气象物候学等，是中医学的第三层次文化要素。

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要素及其结构层次特点，决定了中医学的任何学*研究，都不能简单局限在直观的人体生命学及医疗养生学文化范畴，中国古代天文学、纪时历法学、气象学、物候学、宇宙哲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等皆不可偏废。尤其在中医发生学的学*研究中，广泛系统掌握这些知识非常重要。

其次要确定中医学发生形成的大体时代。

一门知识的发生，总有其特定的自然人文历史社会环境，没有这些必要的时空环境条件，知识将不会产生，这就是知识的地域与时代属性。要深刻准确理解一门知识的内涵本质及其发生形成过程，置身于其发生形成时代的自然社会环境极端重要。

同样，研究中医发生学，首先需要将认知视野投射到中医学发生构建时代，了解当时先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知悉那个时代一切可能与医学相关的知识。

人类任何一项文化创造，都不是一挥而就的。特别在早期人类社会，受制于诸多不利条件，文化创造更是有着漫长、艰苦卓绝的探索过程。

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最晚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此后直到宋明时代，才初步完成一次以格物致理为特征的小步深化与升华。而这个时候侧身回望秦月汉关，时光已整整过去一千多载。再凝视这段时期，中华文明的发达程度远超先秦，那些促使医学进步发展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条件，也远非秦汉之前时代可比。

秦汉时期，中医学已然是一门以人体生命学为核心的，汇通天文学、纪时历法学、气象学、物候学、宇宙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等不同知识的成熟学科。和后世相比，在知识信息流通非常迟缓的先秦时代，先民要在体悟天地人三才合一之理基础上，将如此多元的知识要素水乳交融般地整合在一起，创造出逻辑结构严密自洽，理法方药一体贯通的成熟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从抬脚到落地，这个拓荒之步，该需要多少岁月？

两个一千年？抑或三个一千年？事实恐怕还远不止这个数级。

因为，众所周知，知识的创新发展速度是呈几何指数式增长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文化积累越丰富，知识的创新发展速度会越快。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医学开始发生的时期先于秦汉数千年之久，这种观点完全符合逻辑。也唯其秉持如此观点，才可能真正揭示中医学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说，要正确解答中医学的发生形成问题，时间上必须从春秋战国及其之前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入手。

三是要掌握中医学的认知思维逻辑及知识建构方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受各自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影响，往往形成大相径庭的认知思维逻辑及知识建构方法。

后世人们只有置身于相应知识产生形成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真切体悟理解那些即便面对同一事物，认知结果上，仍然会出现成“岭”成“峰”之巨大差别的根由所在。

同样，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只有深切体会中医学原真的创造思维逻辑及其知识建构方法时，方能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体系的发生形成过程。

生逢当今主流科学医学的认知思维逻辑及知识建构方法大异于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时代之中，以中医学自身所秉持的原真思维逻辑及知识构建方法，来解读其思想内涵本质，及发生形成过程，更显迫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晶。

中国传统文明根植于黄河流域原始农耕文化。

原始农耕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生命万物的生长化收藏规律，及其时空环境影响因素。哲思的原点是生命万物乃至整个宇宙万象的微观本体是什么。哲思的目的在于解释这种微观本体通过什么机制发生形成肉眼可见的天地万物。哲思的方式是通过推演宏观天地万物之间各种关联影响关系，及其内在原理来破解微观宇宙本体论命题。

原始农耕文明的这种客观需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视野必然落实在天地自然三位一体的天文历法及气象物候学之中。*惯于从天地自然乃至整个宇宙万象之间的动态关联统一性规律中，认知研究客体的发生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原理。

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道气合一”宇宙哲学观，“天人合一”人文社会哲学观等，正是基于这种天地自然三位一体的天文历法及气象物候学文化背景形成的。

与之相孪生，秉持从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向复杂方向的，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理论诠释表征的思辨性宇宙演化哲学，及生命发生哲学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科学医学根植于科学文明土壤之中。

科学文明源自欧洲地中海原始游牧渔猎文化。

原始游牧渔猎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由此激发欧洲先民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以及对个体结构与实体工具创新的崇尚。

原始游牧文化的这种客观内在需求，决定了欧洲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个体事物的空间实质结构上，强调主客分离，遵循从整体到个体，由表象到内在的微观化知识建构模式。

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所秉持的静态实证研究方法、微观组织构造模式等，正是基于这种个体空间分解认知路径而形成的。

与之相适应，秉持由复杂到简单方向的，遵循从物质整体到组织分子，再到原子、质子、电子、中子、强子、夸克等的微观化实证性宇宙构造哲学观，以及生命结构逻辑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显然，相较于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认知思维逻辑及知识建构方法。

中西文化认知思维逻辑及知识建构方法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对包括人类等自然界生命万物在内的宇宙万象发生存续机制的认知解读，出现巨大差别。

身处当今强势西方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了解中西两种文化认知思维逻辑及知识建构方法的区别，并能够自由出入是非常必须的。盲目地以西解东、评东，或以东解西、评西，都将造成相应文化的认知实践灾难。

四是要高度重视中医学义理思想研究。

证唯物主义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任何关系、任何过程，都具有必然和偶然的双重属性。

但与之不同的是，还有许多唯物论哲学家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偶然性，任何事物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层次的必然性因素。说某种事物现象是偶然性的，是因为人们仍然没有全面透彻了解其深层次的必然性发生根由而已。如德谟克利特、斯宾诺莎等著名哲学家即持此种观点。

偶然性是不确定的，承认事物现象的产生形成具有偶然性，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知。必然性是确定的，承认事物现象产生形成有其必然性，意味着理论上世间万事万物都可能被完全认知。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乍看起来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极端复杂，但如果能够刨根究底，穷尽其产生形成的根源本性、环境因素，以及所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原理过程，则所有结果都显示出客观必然性。即所谓“道法自然”，宇宙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既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的产生形成原理及其表现规律，那么只要认知上穷尽了所有关联因素，理论上都是可以被完全把握的，所谓“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即是指此而言。

作为一种特殊的智慧观念体，人类文化知识同样具有客观必然的发生形成过程及其原理。这不仅体现在一门知识体系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而且其内部文化要素之间，也有客观必然的整合顺序关系及其思维逻辑原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专门研究这一方向的学问，称之为义理学。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答袁枢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时指出：“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

朱熹认为，研究判定知识真伪的方法有两条原则：一是“义理之所当否”，二是“左验之异同而质之”。

所谓“左验之异同而质之”，就是指研究结论是否能够得到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的资证，这一研究方向本质上属于形而下范畴。

而“义理之所当否”，则是强调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合情、准确、全面地解释揭示研究对象的本真内涵及其真实面目，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认知思维逻辑，是否真正具有相应研究对象的原创特色。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结果得出的全部过程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一方向研究本质上属于形而上学范畴。

借助于义理学研究方法，不但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门知识体系内部文化要素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发现其思维逻辑原理，还原其内涵本质，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其体系中的各种问题缺陷，为进一步修正完善、扬弃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朱熹等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汇通百家之学，凝炼数千年国学之精蕴，创造形成新的文化思想理论，成就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正是得益于精致的经学义理研究。

中医学是一门荟萃诸多不同知识元素，结构关系非常复杂、建构过程相当漫长，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

要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中医学内部不同知识元素的形成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特点，客观合理地阐释它们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过程，最大限度地揭示还原其内涵本质，直至中医学的修正完善及其扬弃创新发展，义理研究法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如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流派的色彩纷呈，以及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义理研究方法的使用。

基于这种文化史学研究观点，本书在原始中医学发生形成的时空过程、剖析中医学知识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区分诸家学说是非、鉴别取舍历史文献等，皆守义理底线。凡义理通畅，又得文献、文物，以及生活临床实践等佐证者，皆采信用之；凡义理不通者，即便有文献传说，亦存疑搁置处理。

3．无才鹏程千万里，何妨燕雀笑林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探究阐发中医发生学不仅仅是因为民族文化血脉感情的涌动澎湃，更是当今中医学所面临严峻现实的迫切要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畏艰险，不懈努力，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源泉。会意先贤，拼复真相，修养己身，启迪后学，则是本书竭尽努力的为学准则，也是深深根植于笔者心头的生命夙愿。

司马迁说其撰述《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书何尝不是此意。千载夫子心，时空觅知音，是焉非焉，唯得历史后学评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由于文化环境及思维逻辑的巨大变革，也因为文献文物等考证资料的严重欠缺，中医学传统思想理论研究越来越困难。而中医发生学研究，一方面因为涉及时代更为久远，跨越历史时期尤其漫长；另一方面，因为关联知识更广泛，使得这些矛盾愈加突出。

屋漏又逢连夜雨，近代以来，因为传统文化话语权的缺失，中医学被主流学术界以及制度权威阶层或明或暗地贴上诸如不科学、伪科学、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等歧视性标签，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难以逾越的文化制度禁区。

有言曰：“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命运何尝不能决定性格！与笔者而言，职业中医是冥冥上苍的安排，而从事中医发生学这个红尘之外领域的研究，则是自己*医数十载切身体会的必然，也是这个时代对笔者的呼唤。

古人又言：“识时务者为俊杰”，笔者乃愚顽不灵之人，所以不合时宜地执拗于这片文化荒漠。回首二十余年医学岁月云烟，品茗朝暮寒窗孑影孤灯的酸涩，感受日落月升中无尽的迷茫彷徨，其情其景可谓难以堪言。

王之涣有诗云：“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因感曰：寒露彻骨蝉声噎，塘泥缠绵荷香残。夜静月明知谁冷，孤影空樽两相怜。浮云乘风弄霄汉，微雨迷蒙滋苍山。无才鹏程千万里，何妨燕雀笑林间。

星月飞逝，时光流转，从最初开始尝试入门这个艰涩深博的学术领域，到今天完成这个仍然在许多方面有待提高完善的书稿已近旬年。在物欲横流，浮华飞扬的滚滚红尘之中，以牛棚老九之境，癫痴守望一片冷寂荒凉的茫茫历史文化星空，身心的郁闷焦楚难以言喻。

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我之才思能力自无法和先贤比论，但先贤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却时时激荡着我的精神血脉，鞭策我的怠惰与颓废，安慰我的郁闷与焦虑，让才疏学浅的我在难以言语的苦涩中坚持下来。

俗言，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曲折艰辛的漫长学术旅途中，如果没有众多师长友人的肝胆情谊相照，单凭笔者一己之能，要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学术性书稿是难以想象的。

书稿付梓之际，在感恩网络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海量知识以资参考的同时，特向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并提出宝贵意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教授表达诚挚的谢意，向长期给予笔者多方倾心帮助的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领导，向所有曾经给我帮助、鼓励、关心的老师、同事、朋友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谭春雨

                                               初稿于2012年深秋

                                               二修于2019年深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