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迟那时快的救人行动和持之以恒的不断探索——汪忠镐

说时迟那时快的救人行动和持之以恒的不断探索

格言：坚持真理，信赖科学，尽心尽职救治疑难危急重症病人，为发展学科添砖加瓦。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胃食管反流病中心胡志伟

汪忠镐

自古以来，孔子、孟子都是传承文化、传承思想。如今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深入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人文精神将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最欣赏“老三篇”：《矛盾论》、《实践论》和《为人民服务》，对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中的“救死扶伤”，现在我似乎可以说在“救死扶伤”中我做到了“说时迟，那时快”那样的雷厉风行。

记得1948年在绍兴成章小学念四年级的时候，语文中有《武松打虎》，写到看见了一个“白额吊眼的大虫”，显然是一只老虎，对着武松扑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的拳头迅速地打倒老虎。救死扶伤犹如打虎一般是分秒必争的！学了“老三篇”，一辈子，只想救人，人在呼吸心跳停止后的极短时间内是可能被救过来的。抓住了这个时间就能救命。也尝到了甜头。于是，一辈子就形成了“说时迟那时快”果断作风。

我是1961年上海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早知其在我国医学上至高无上的位置，我这个年资低低，在协和医院外科学系办公室不可能有位置、还不敢进去，但有一次有事进到了外科学系，曾宪九教授叫我过去，出乎意料地问我“什么叫外科”，我毫无准备，也不知道定义，顺口回答“是不是拿手术来治疗疾病的一种学科”。曾老师说“不对，是art and science”，真是让我震惊！从那一刻起，老师的高水平、严要求更深深印入我的心！我一辈子学着老师，按Art and Science 做下来了。

1967年，是文革的时候，在秋季的一个下午，我在协和医院急诊室值班，2点左右突然几个人急冲冲的推抬着一位年轻的男病人冲了进来，我立即安排病人躺在救急床上，二话不说马上十分用力地进行胸外心脏按摩兼人工呼吸，然后叫了护士过来做，我则拿着喉镜迅速完成气管插管，接上呼吸球囊捏皮球（当时是没有监护仪和呼吸机的），使病人有了被动呼吸。先抢救，后问病史是我当时的习惯。正当我要询问病史的时候，护送病人的那些人不容分说拖着我走，一直把我扔到敞蓬车上，开车就走。我十分着急的呼喊“我是医生啊，而且还在值班呢，你们抓我做什么呀？”他们说“我们不是抓你，你把这个病人救活了，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快跟我们走，去救他们，….”。车一直开到朝阳医院的某个地方，这帮年轻人真是急得了不得，竟急速用脚把门踢开，我一看，里面是小孩儿和妇女，已经死了。他们连踢了几个房门，惨状相同。我就问怎么回事，他们说“刚才在工人体育馆开大会，一直未开门，很多人都挤在门口。门突然一开，不少的人被挤倒在地上……”我就明白了，这是踩踏事件。便告诉他们这些人不可能救活了，他们急了，说你刚才已救活了一个人，这些怎么不能救呢！我告诉他们，这些人死的时间已经太久，失去了最佳抢救时间。现在我能肯定，我刚救的那一位同样不会活，我当时是本能的反应要救人。现在才知道，当天在朝阳医院急诊值班的医生，正好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王湘水，时间、地点和事件缘由完全一致。

当时协和医院的急诊室主任是朱学良，他一直在对急诊室医护人员进行认真和严格的实战训练，我是受益者，先救病人、后问病史的习惯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扩建北京饭店东侧楼时，从沙堆顶上滑下而被埋在沙中的病人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尽管是无效的抢救。

还是1967年文革期间，北京显然有两派，一是协和医大红旗，另一是北医818。要紧的是要派一个医疗分队到长春去做医疗救援行动，不知道是谁派和要去帮谁。但知道的是医疗救援行动是要冒生命危险，已知道的是长春那里形成战火，不管是谁与谁斗，谁死谁伤，我们面临任务的是不管那派，都要去救。我毅然而往。头头们安排了一个地方，是以往伪满政府八大部之一，当时叫地质宫，那里的墙是整个长春最厚的，是枪打不进去的。我们在4层楼，充当病房和手术室，本来是有观察窗，怕打进子弹，也堵上了。去的人是一个口腔科医生，两名护士，还有我。

经常送来的伤员，有半车的，一整车的，有能救治的，可竟有的均不能救，是无能为力了。我也觉得奇怪，长春这地方那么大，还有中国医科大学，医院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怎么没有几个当地的医生过来呢？

有一天，几十个红卫兵保护着我去中国医大的医院里做个手术，术后又同样保护我回到地质宫。我亲眼所见，一位老人在门口坐着，有一个人把他打死了。

又有一天，有头头来找我，说是百里外的绞河，有一位伤员已经昏迷了，问我有没有可能去救治，我毫不犹豫决定去。要坐火车，当时的火车慢、还有臭虫咬。到了绞河，在一个中学里，显然没有任何检查设备，仔细检查病人后，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是硬脑膜外血肿。当时我只带了一般的器械，但要在脑袋上开个洞，怎么办呢？我想尽一切办法给钻个孔，以不损伤脑膜为原则，把血块取出来，放引流后缝合。与此同时，校外另一派一边用大喇叭喊 “医大的学生在拿病人做试验呐”， 一边往学校里冲。保护我的人堵着门也催促我“快点快点”。手术结束后几乎一秒钟也没有耽误，病人和我被护送上了火车，车开人走。

火车开至四平站，停站后就不让走了。大批人上车搜查了整个列车，几乎要一个小时了，搜查的可就是病人和我，幸亏没有发现我们，否则必死无疑。看来保护一方的行动还是组织十分严密的。没有找到我们的原因是病人和我被安排在货仓里，左右全是货物，病人躺着我坐在里边，一点富裕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在货仓的夹缝中得到了逃逸。原来是如此之险！一到了长春才松了口气，立刻被送回地质宫四层楼。病人到了第二天病人才醒过来。几个月后，我也不清楚伤员是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送了一席竹门帘，上面写了“毛主席的好医生”，我并不在家，是我老伴收的。这个病人当年是位二十多岁的男同志，但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最终火车终于开走了。

1970年，我在外科病房7楼二层，我们有两个组，每组都有十几个病人。有一天我发现另外一组有位病人的胆道引流管引流出来的内容物是很臭的，而且体温39度、40度以上，好几天了。我就无意提出来，这个病人是否要讨论一下，这样下去病人会发生危险的。大家在分析时，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问题，不假思索地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图。胆道和肠道重建问题——Roux-en-Y型手术，提示了“Y”型重建如果接倒了，则很可能发生此例病人目前的危象。上级医生马上厉声地说：“汪大夫，这是你说的！”我说“这不是大家在讨论吗”。可他丝毫不放过我，说“这是你说的，明天你就把手术做了吧！”我才几年医师，哪能承担如此重任，但为了救人，我还真做了，还真是做成功了！可没想到，这件事让一名外科医生在此后三年中失去了在外科病房中工作的机会。

随后很快到了大西北医疗队，行前居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中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时不知其意义。一直到现在才想明白。

医疗队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柳园、安西的河东，三道沟；酒泉的金佛市；张掖的龙渠肃北、敦煌等许多地方巡回。我是经过了协和医院626贫下中农病房锻炼者，能为病人解决问题，一时里成了大队长卫生部刘美亭司长的一杆枪，普查出什么问题就到当地去解决。一位病人消化道大出血，我从协和医院出发的时候，带了一些手术和麻醉器械，对于硬膜外麻醉，我很有把握，当初在协和医院麻醉科轮转时独立操作的很好，很有信心，对外宾演示针麻下胃大部分切除当时仅我一人，做甲状腺也仅是两人（另一位已经不在了）。所以，除了预防疾病外，我要做大量的诊治性工作。在三道沟，来了胃溃疡大出血病人，我果断完成手术，可手术后的失血的补血就是问题。病人是B型，跟我一样，完成手术后，我立即伸手为病人输200ml血，我这一带头，三道沟公社的两位医生护士也为病人献了血，病人很快就恢复过来。

当时的大西北甲状腺肿病人很多，这个甲状腺肿当地叫嗉子。我们认为缺碘是重要原因。我们做了挨家挨户的嗉子普查。普查还包括每日盐的用量，资料集中起来送往卫生部。其中有位病人颈部甲状腺瘤有脸盆大小，是用自制的很宽的托带从颈部把它托起来的，在三道沟人人皆知他，因为实在太奇特了。当时在大西北居然还无人会做甲状腺手术，更不必说治疗如此巨大肿瘤了。全麻没办法，反复思考再三，特别考虑了瘤体切除后的气管塌陷问题。终于决定在针麻加局麻下手术，切了有14斤重，当年说是把这个标本送到卫生部，如果至今仍在的话，我想应该是个有纪念意义的重要标本吧。

我在张掖的龙渠公社，一共做了6例子宫前后壁脱垂病人，最后一位最严重，子宫脱垂下蹲是贴在地上了。40年后，也就是2010年7月初，我故地重访，来到张掖的龙渠公社，这位病人得知消息，早早就跑去到龙渠公社看我（院士风采中照片65），兴奋地告诉我：“我儿子36岁了”。什么意思呢？我为她做了如此大的经会阴部回纳手术，修复十分严密，可她居然又成功受孕而且还生了孩子，又长到了36岁！我高兴无比，比吃蜜还甜。更让我高兴的是手术后我还曾为她输了200毫升血。张掖人民医院外科主任的已经退休了，还赶来看我，说我治疗的一位门脉高压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叫李解放，当年做的是门腔分流术，手术后活了38年，可惜最后因为喝酒过多而死。这么多年他还记得我！这是对我们当年辛劳艰苦工作的回报，确实有自豪感！

鉴于我的大量手术，被叫到张掖大队部，我还以为要表扬我呢（当时的医疗队大队长已经换人，不是刘美婷了）。但等一进门，大队长就问我“你们公社有多少社员？”我说“两千多人”，他第二句话毫不留情“我听说你把他们的胃都切光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幽门梗阻的病人晚上疼的厉害，我用1元钱（一瓶葡萄糖盐水）、一只鸡（用鸡汤经术中插好的经鼻到十二指肠朔料管进行连续滴入，以代替要花钱的输液）做胃大部切除治好他们的幽门梗阻的消息不迳而走，从而许多邻近公社的同样病人也找我治病，有约三十多位吧，结果都非常好。因而当时我想不通，这样治病怎么还受批评啊？到了现在我才明白，当初让我们过去真正的目的是去为卫星发射（但当时说的是西昌，并非酒泉）服务的，而我和许多医疗队员对此毫不了解，我们眼中只有病人。

但是，首任西北医疗队长卫生部的刘美婷司长，很信任我，要我必须在公社医院治疗子宫颈癌病人。当时比我年长多的积水潭医院的一位眼科主任看了我手术全过程，他说是“这个手术比看球赛还精彩！”。 在酒泉金佛寺工作时，曾到达约不到10公里的山谷中，其间有大量死骨，各种各样，我挑了一箱子，带回了北京。

1973-1976年，是北京协和医院开门办大学的时期，地址自然选在当时最穷的地方，当时是平谷县。学生是平谷各个公社的赤脚医生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各医院的培养对象。创立者是章映芬，当时是医科院和协和医院的副院长，原来是新四军的干部，具体的校长是蒋王元，原上海十五中校长。教师团队中藉孝诚是儿科，贝濂内科，解剖是曹承刚。我虽负责外科，但只要是手术、采药、针灸、推拿和计划生育等手术我都管，我们都是与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带的那一箱西北带回来的骨骼和一副简单的手术器械参加了教学。我还专程到中医院学了三天，马上就将学到的推拿八法归纳总结并刻成腊字印成教材，现学现教。-------

这两年我还见过当时的几个学生，其中有一位李贵全，直到现在仍在平谷夏各庄为附近的乡邻看病，工作在第一线，目前还增添了牙科设备，为一些老人做了更实际的贴身服务。但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更高兴！就是当时我教他的骶管注射麻醉，2ml的普罗卡因，他能做痔疮，肛裂、肛旁脓肿，包皮等手术，做到无痛，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骶管入口注射麻醉法在肛肠疾病中的应用》在1986年第1期的《中国农村医学》的创刊号上得到发表，写了200多例的心得体会，他在里面感谢我对他的指导。1976年后我俩再也没见过面，但有一点令我非常感动：因为当年我们是没有电话的，他认识协和医院分给我的宿舍，我至今一直住在那里。这三十几年来，每年的冬天，他一定会送来些农产品，如柿子，核桃，玉米面之类，只有几次赶上我在家，见不到我就会放在门口。这样的心意，是最真挚、最纯朴的，每当想起来，我都会回忆起当年平谷办学与学生相处的十分艰苦而美好日子。

新近我到平谷县看了李贵全、王凤英和贾素珍，他们在农村干了一辈子，还联系到了以前的赤脚医生陈玉书，他在韩庄的黑豆峪，我在他家住过。开门办学要去学大寨，我带着十几个学生去。行驶的火车上在紧急广播找医生，我就带着他去了。病人已呼吸停止，立即将其放在地上，我让陈玉书为病人做人工呼吸，最后我要他口对口人工呼吸，年轻小伙子，肺活量也大，经过努力居然把病人救过来了。直到现在陈玉书仍十分清晰地记住此情此景，说：“那是个50多岁的男性肺心病病人，在火车上发病，呼吸停了”。现在陈玉书仍在平谷，但已经“从政“了，不当赤脚医生，接他父亲的班，当支部书记了。

开门办学期间，有一个月是在平谷县医院的，1976年1月一天的清晨，听到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我们师生们都哭成泪人了。随之有一段时间回到协和医院教学，应该是1976年地震的时间。地震当夜房子严重晃来晃去几分钟，我以为房子一定要倒了，近日见到隔壁邻居洪涛院士，他也仍记得此可怕的险景。我抱着女儿跑到操场上，还下着雨。我老伴居然还敢再回楼上拿点吃的下来！天快亮时我就赶往协和医院，因为学生们都住在当年协和医院最高的楼上，8楼。看到大家都在楼下，而且告诉我说，他们睡在上铺的都晃到快掉下来了，震得太厉害。不过看到他们都安然无恙，我就放心了。后来协和接到电话说要马上组织队伍赶往唐山进行救治工作。我又是“说时迟那时快”立刻报名，还挑了四名学生。报名后立即要出发，我这才回家一趟告诉家属我要去唐山。现在想想也确实对不住老婆孩子。因为女儿刚5岁，儿子也只有9岁，都在操场淋着雨，每家发了一块塑料布和四根竹杆，需要自己插在地上搭上塑料布避雨的，可巧，发给我家的只有三根竹杆。就是这种情况，我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带着学生奔赴了地震灾区。一大清早出发，下午2点多到的黑狼口，到了就分工，先搭帐篷，我则立即救人，难得当地有一位女赤脚医生积极配合我们工作。后来卫生司王环增司长写了一篇唐山地震30年的感想中还写到了我，一天十余台手术，还自制很多石膏小夹板，对骨折伤员很有帮助。

有一位伤者我至今记忆犹新！是位年轻的姑娘，除了头颈部，全身都被埋在废墟里面，这种挤压综合征的伤员被挖出来的结果是立刻死亡。即使换作现在，我也不允许一下子挖出来，我当时要表达的意思是，用一天的时间挖出来好不好？也就是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挖出，但那会儿的热血青年急于救人，岂知这挤压综合征何其严重，所以伤员被迅速挖出后死亡。此事一直留在了我心里遗憾至今。

1988年，匈牙利卫生部副部长突然邀请我，到Semenwells大学医院会诊时，先到汉堡大学医院参观德国教授手术，是腹主动脉瘤。手术十分利落快捷，但发生了大出血，满肚子皆是血，术者满脸大汗。尽管是德国教授给我表演，看到病人危急我实在忍不住了，又来了个“说时迟那时快”的行动，我说“能不能让我试一下？”说出来我也后怕，因为在德国，我并无执照，更不能认我这个来参观以至学习的中国医师的水平，是否允许我上台？……结果人家要我赶紧上台，我一只手用纱布压住出血处，吸干腹内出血，以左手提起纱布大出血的一瞬间，证实了是损伤下腔静脉的预见，有准备地以左手拇指和食指按压和上下分开的动作，让腔静脉损伤显露无遗，以左手做了修复缝合，利落地解决难题，引起一时轰动，被报导为“二指功”（见香港信报）。新近在关愚谦<<说东道西>>的博客文章 “论谦虚和骄傲”上是这样写的：“记得在多年前，由北京来了一个胸科大夫汪忠镐教授，他到汉堡是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一位德国胸科教授作报告，并且邀请各国专家现场观摩自己为一位心脏病人做胸科手术，汪忠镐教授则站在手术床旁边。在开刀过程中，由于这位德国教授过度紧张，一时失手，造成病人大出血，眼看病人命在旦夕，众医生束手无策时，我们这位胸科专家立即出手，按住了胸中某一部位，血立即止住了。受到旁观者无限尊敬，该德国教授亲自过来表示感谢”。

2005年2月1号，患者吕永芳，33岁，不断呕血4年，7次大消化道出血，做了TIPSS，放了两个支架，血色素掉到3克，三腔管插着也止不了血，还做了气管切开用了呼吸机。危在旦夕，我只想救命，当机立断，手术抢救。这样的病人竟然往手术室里推，护士长马上就说“汪主任，您怎么把这样的病人推进来了？”我是义无反顾地要救她，我觉得我应该也能救她！这几十年来，我还没有遇到一个病人，我不能从腹腔里找到用于搭桥的血管，可这个病人我还真找不着，但意外出现了，我发现她的水母头和附脐静脉明显扩张，测其压力居然高达59mmHg，平时也就四十多，正常20以下。所以塔桥的一边没问题了；另外一测则是颈内静脉，只在颈部做了个小小的切口，人工血管经过胸骨后隧道。手术十分成功。血止住了，术后十天出院。她是贵州人，但出院后这六年多来她一直在异地打工，我为她身体着想，建议她减轻体力劳动，可她也不听。我为她提供了复查费用，证明人工血管通畅很好。除了她以外，尽管还难以随访，类似病人人工血管通畅超过20年以上已知者已有多例，从而对她的今后我是感到放心的。

现在与当时手术后的成功完全不同者是，而今是30年后的回顾，所以可以肯定了我们工作的成绩，也就是由于我们的爱心和研究，采用了包括内皮细胞和骨髓细胞在内的人工血管内皮种植扩大人工血管直径、创用外支持环等方法，终于看到了多例病人的远期成功。可以说，通过思维和实践，我们解决了以往认为在静脉系统中不能应用人工血管的世界性难题。

2008的某日近中午，一位女病人关宝成，50多岁，刚被抱入病房时已经窒息。刘娜护士长和我同时看到，我们毫不犹豫地为病人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又是这样，先抢救，再问病史。尽管如此，效果不很明显，气管插管不能拔出，已经快10天了，必须做气管切开了，病房里正好有来复查的同类型的病人，经过气管切开后加上我们的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在她去看望关宝成后，关宝成立即要求做切开气管，使呼吸机能继续维持，到能停机。做了必要检查，说明窒息是由反流引起，在射频治疗后高兴地出院了。

2011年，分配到航天医院的学生季锋博士也以此行动抢救了同样的一位窒息了的病人，得到成功。这种行动显然能更多地救治病人，如果有这种思路和行动，我想邓丽君当时在到达泰国医院急诊室时，医生就不会拒绝而会积极对她进行抢救，她很可能至今仍然款款人间，天籁余音，而不至于死亡。

如今，除药物治疗外，接受射频或胃底折叠术的病人已有2千多了人。我们对每一位病人都进行了随访，有效者九成以上，像我这样的疗效三成多。经验在不断总结，以继续提高诊治水平。与此同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有望提出一种与哮喘不同的疾病实体—食管气道反流（见Is GERD-induced Asthma A Different Disease Entity？一文）。

以上无非是举几个例子说明我的“说时迟那时快”的救人行动和持之以恒的不断探索，非一日之功，而是在50年的行医生涯中逐渐养成的，早期也许是发生在不同时代，总得来说，我确实是以病人为中心，在实践中尽到了做大的努力，经受了十分、以致非凡的压力和考验。在2000-年的那一次，一个心眼扑在一位79岁的急性夹层动脉瘤破裂的病人身上，调动了全科和超声的人员，从周五入院开始加上整整2天周末，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最难得的治疗器材（在多次超声心动仪的的量体裁身法病人做成合适的覆膜支架，还要消毒）和种种技术准备，在周一下午克服了休克关（患者当时血压59/30mmHg），并艰难地实现成功抢救后所发生不堪设想的一切，还历历在目之时和医患关系日益恶化的今天，在做“说时迟那时快”的积极行动前，是必须要加“三思而行和慎而又慎”了，提示有些能抢救者、可治疗者也许会失去了那个分秒必争的机会。可我现在还是按照“医患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在继续工作，不过是战战兢兢的了。好医生应该值得人们的尊重，人们并不知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何等的简朴和艰苦。我坚信：总有一天“医患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的正常理念还会回到人间。以上回忆只是作为年轻的有志者在茶余饭后的谈笑和参考而已，恳请批评指正。                              

汪忠镐

2014年于第二炮兵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