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中医观

作者/娄绍昆 ⊙整理/娄莘杉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名医工作室黎崇裕

我对中医与针灸的科学性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虽然接受了中医学的一些理论，然而思想深处还是疑虑重重。所以在回来的路上，我向何老师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难。

“何老师，为什么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反对中医?在中学课本里，我读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写到的文字:‘我还记得先前的医师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引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我尊重鲁迅的人品与学问，所以他批判中医的思想就这样植入了脑海。”

何黄淼老师一点也不生气，自信地笑着说:“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鲁迅父亲的病与他自己医治牙病的亲身经历等方面的情况，你才会明白鲁迅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好多中国人都从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讲的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一句话来认识中医药。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陈独秀、胡适为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界，否定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蔚然成风。”何黄淼老师说:“在鲁迅等人的眼里，什么传统文化，什么中国国粹，统统‘等于放屁’。鲁迅主张‘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他甚至提出来要消灭汉字。中医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旧医学，所以也需要反对与打倒。当时社会上反对中医的头领是余云岫，他在一九一六年撰写了《灵素商兑》向中医理论宣战。余云岫是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当然余云岫的中医观对鲁迅先生是否有影响还很难说，不过他们两人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事实。这就是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个大环境里，每一个热血青年与年轻的知识分子都会受到影响，鲁迅也不可能例外。”

是啊，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所以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们都毫无例外地反对中医。梁启超右肾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他不但不去追究协和医院的责任，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实，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胡适曾患水肿病，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其用意很明白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再如孙中山先生重病也不服中药，还说:“中医是一艘不带罗盘的船，西医是一艘有罗盘的船，中医也有可能找到目的地，西医有的时候也找不到目的地。但我宁愿乘有罗盘的船，尽管找不到目的地。”这不就是公然宣扬中医不科学吗?

“鲁迅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案发入狱之后，”何黄淼老师继续说:“其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与其案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后又被革去秀才，精神情志上蒙受了沉重打击，便借酒浇愁。长期的过度饮酒加重了原有肝病的进展，腹部出现鼓胀，后来下肢也出现浮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也就是说，男人下肢浮肿，女人头面浮肿，预后大都不佳，由此可见鲁迅父亲的病便是绝症。尽管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医师，由‘姚芝仙’换成了‘何廉臣’，也没有能够挽救其性命。现在看来，鲁迅父亲长达两年中医药的诊治以及最后的亡故，都给鲁迅先生的身心带来极大的打击，也造成对了他中医学极为恶劣的印象。鲁迅说过:‘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有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鲁迅学习西医以后一定也知道西医也并非无所不能，也不能包治百病，像他父亲这样的肝硬化所导致的腹水，西医也无能为力。我认为鲁迅后来弃医从文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之外，不能不考虑他发现了自己留学日本的初衷--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的，‘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原来是一个乌托邦的美梦。但是即使这样，鲁迅还是坚持自己反对中医的立场，其中的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鲁迅父亲的疾病属于中医所说的“风劳臌膈”四大难证中的“臌胀”病，相当于西医的肝硬化或肝癌所导致的腹水，在现代也难以治愈，更何况在晚清时代。

“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通过自己牙病的诊疗始末，对比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优劣，结果是褒扬了西医，讥笑、挖苦了中医。”何黄淼老师语气沉重地说，“鲁迅从小就牙痛，经常牙龈出血，试尽了《验方新编》中的诸多验方都不灵验，遇见一个善士传给他一个秘方也不见效果。后来正式去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也束手无策。最后中医师告诉他，他的病是‘牙损’，‘难治得很’。有一个长辈斥责他，说他因为不自爱所造成的。在族人的印象里少年鲁迅的这个牙病是他人格的耻辱。鲁迅到了日本长崎后就去寻牙医诊治，牙医诊断为‘牙石’，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牙齿就不再出血了，花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还不到一小时。他从中医药的书中知道了关于牙齿属于肾，牙损的原因是阴亏的理论。这一发现使他感到触目惊心，顿然悟出了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所以鲁迅认为中医不仅仅是治不好他的牙病，反而诬陷了他的人格。”

少年鲁迅的亲身经历活灵活现，这等例子太刻骨铭心了。

“以上的几个原因，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缺陷。”何黄淼老师坦然地说，“中医与西医一样，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看来何黄淼老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深入的思考，所以他的论据很翔实，他的见解很持平，也很辨证。他的一番话，对我起了纠错校正的作用。

“中医为什么把‘牙石’造成的牙龈出血辨为肾病阴亏?”我问。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何黄淼老师说，“它认为人体所有的生理、病理现象，都要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因此任何局部的病变都要归属的各自五脏的阴阳气血的失调，治疗疾病就是通过整体来调动全身的抗病能力达到治疗作用。临床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疗法。但这种疗法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由于它忽视了局部疾病也有相当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忽视这类局部病变对整体性治疗的不应答性，诊治上经常出现舍近求远的现象。譬如明明是局部‘牙石’造成的牙龈出血，不从局部下手治疗，反而辨为肾病，劳而无功，就是中医学辨证系统和治疗技术的缺陷所造成的，今后在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地加以完善。”

“在中医临床上，类似于鲁迅‘牙石’病的情况肯定不少，中医学难道都视而不见吗?”

“问得好!”何黄淼老师高兴地说，“中医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存在局部病变对整体性治疗的不应答性的问题，所以从周代开始就通过分科的办法来弥补这个临床上的漏洞，在唐代中医的专业设置上已有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针灸、按摩、角法等分科。由于专科的发展与医疗设备的更新有关，所以不得不承认，中医专科的发展是缓慢的，其中口腔科的发展更是这样，到了清朝还没有发明刮除‘齿袱’的器械，所以才出现鲁迅治牙的故事。”

何黄淼老师思考得很深很周到，这些知识我闻所未闻。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但是未必就是优点。”何黄淼老师继续对我说，“它有得有失，并非万应灵膏。有时候的确会出现大而不当的毛病，承认缺陷才能改进与发展。对于中医药不能正确治疗鲁迅的牙石病一事，大家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中医药学，那就大可不必了。”

后来，我把有关鲁迅反对中医的话题，跟阿骅表兄交换了意见。他对其中鲁迅因为牙病对中医的批判倍感兴趣。

中年的阿骅表兄是一个容貌儒雅，志性刚烈而具有问题意识的人。他那修长匀称的身材，宁静温和的气质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形象。然而他那严肃、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表达能力，使人不敢恭维而且也难以接近。然而在我的眼里，他的不善言辞也已经成了他思想力量的一部分。阿骅表兄比我大十五岁，青年时代学过西医，近几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医针灸。他凭借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方面的素养，在中医理论方面比我遥遥领先，所以我经常找他求教诸多问题，并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

阿骅表兄沉思了半天，说:“鲁迅先生牙病诊治并不是中医学的一个孤本，这一事实的确击中了中医学的软肋。这是一个中医学中一直无人触及的重大问题，中医学为了维护大而全的理论系统，强调的是抓大放小，重视整体而忽视局部。不惜把一些局部的问题，一些技术的问题，勉强拉进几大系统分类之中。

鲁迅在作品中正面提出向中医学挑战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医界没有人做出回答，这是为什么?实质是讳疾忌医，拒绝批评。这是中医学的悲哀，说明中医学匮乏自我完善的纠错能力。我认为这一个难以忘却的事例值得每一个中医师好好地反思。”

他讲到关键时刻总是咬文嚼字，闪烁其词，让人不得要领。

“鲁迅先生的中医观正确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鲁迅先生的中医观是错误的，”阿骅表兄说，“他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但是他的一些意见并不都是空穴来风。那个时代的精英大都菲薄中医，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而是他们的不幸。譬如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是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像鲁迅先生这样聪睿的人，为什么会犯这种以点代面的错误呢?”我问。

“老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阿骅表兄把自己的右手自然地伸直，放到接近地面的位置，随后又把它高高地举起，“然而没有人怀疑老鹰搏击长空的能力。”

阿骅表兄的比喻真的很恰当，使我对整个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这是一句俄国民间谚语，”后来阿骅表兄告诉我，“伊里奇·列宁用它来评议过卢森堡的历史地位，我引用它时已经做了改动。”

有关鲁迅的中医观的讨论，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至今还在中国的文化界时不时地搅起几番风雨。

从病人家回到何老师家，一路上我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何老师不厌其烦地作了回答。

“何老师，我国政府为什么在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医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府对中医的态度为什么不一样。”

“民国时期的政府对待中医学的态度也很暧昧，也不光是反对，一些上层官员如陈立夫等人也是鼎力支持中医的。”何黄淼老师流露出一种不置是否的表情，“现在的中央领导人从实践出发，相信中医针灸能够治好病，甚至能够治好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疑难重病。”

“中央领导人怎么知道中医针灸能够治好病的呢?”

“我想与他们在延安的生活经历有关联，”何黄淼老师的眼睛发光，提高了声调，说:“当时许多领导人与部队将领在那一种缺医少药的艰难的环境里，生病时都接受过中医针灸的治疗，亲身临受过中医针灸的疗效。有一个名字叫朱琏的针灸医师，抗战初期在延安师从任作田先生学习针灸，后在部队推广应用并举办训练班，听说董必武在延安生重病就是被中医针灸治愈的。后来朱琏医师写成了《新针灸学》一书，在董必武的支持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董必武还为本书作序，朱德为本书题词，云:‘中国的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使用方面，不仅简便经济，且对一部分疾病确有效果，这就是科学。希望中西医团结改造，更进一步地提供其技术与科学原理。’从实践的角度，感性的角度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支持中医针灸了。”

我心里担心没完没了的提问会打扰何老师正常的休息，所以就想早点离开。何黄淼老师好像早已经发现了我的心思，把我的手紧紧地拉着不放，和蔼、亲热地说:“不走啦，不走啦，今天不走啦。今晚就住我这里，等会儿请建寅、时觉过来，大家聚一聚，交换交换临床心得。”何师母更为热情，跑上跑下准备晚餐，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菜肴与名酒摆上了饭桌。几十年过去了，然而我一想起这个情景，鼻子就会发酸，流下了又冷又咸的眼泪。选自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