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背后的中美胸外科专家，兼谈胸外科的发展

战争与胸外科的发展

战争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战争中，很多外伤病例得到大量的观察，很多外科医生在救治伤员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外科医生。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都有大量的胸外科医师参与战伤救治，他们在战伤救治中锻炼了经验，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的医生各自回到当地，在当地建设起了优秀的胸外科。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谢冬

黄家驷教授

1950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黄家驷教授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并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奔赴东北前线。在前线，他不顾生命危险，忘我工作，帮助部队医院建立了管理制度，编译了《军事外科学》。为此，他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黄孝迈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

1914年9月出生，1994年6月去世，四川永川人。解放军总医院胸外科创始人，于194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曾任四川省立医院外科副主任。194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1950年回国。历任第七军医大学教授，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胸外科主任、教授，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中德医学协会理事。

郭加强

　郭加强同志，曾用名郭威，又名郭芹，1923年11月出生于营口。1940年底至1941年春为冀鲁边区青救会组员。1942年至1944年在四川白沙先修班民国中大医院学习。1944年冬至1945年夏在国民党印缅远征军50师148团任下士护理兵，参与当时保卫抗日补给生命线印缅公路的战斗。1945年集体加入国民党。1945年秋至1946年在成都医学院学习。1946年秋至1951年在南京民国中央大学医学院（现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其间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大学地下党组成员，为迎接南京解放做出贡献。1951年2月，郭加强同志从医学院毕业，参加了抗美援朝手术队，并荣立三等功。回国后，郭加强同志在军委后勤协和医院完成住院医师培训；1956年，奉命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310医院），任胸外科主治医师；1958年，随院迁至阜外医院，从师于当时心脏外科主任侯幼临教授，开始了他的心脏外科生涯。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郭加强同志被下放到江西永修县卫生部干校。1972年7月，郭加强同志应召回到阜外医院，并于1973年任心外科副主任，1978年任心外科主任，1983年至1984年任血管外科研究室主任，1983年至1994年任先心病研究室主任，1980年11月起任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院所长，1983年4月至1992年1月任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院所长。

吴英恺

中国胸部及心血管外科专家。1910年5月8日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现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外科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27～1933年在辽宁省沈阳小河沿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现为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协和医学院攻读研究生。之后，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外科总住院医师、外科学系助教、讲师。1941年被派往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胸外科进修，1943年回国即任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北上任天津中央医院外科主任。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他应聘回院任外科学系襄教授,1951年4月19日由中国医院和协和医院合并，定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他被聘为外科学系主任教授。后参加抗美援朝任东北区组组长，带领30多位外科专家治疗千余名复杂战伤后期伤员。

邱少陵 - 邱少陵(1906～1984)

福建古田人。民国18年(1929年)获福州协和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民国23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职于福州柴井医院、福建建瓯圣公会医院、福州协和大学。民国29年赴美国敏尼苏达大学梅城研究院进修，获实验外科学硕士学位，并在纽约斯佳结核病医院等三所医院研修胸外科、肿瘤外科及麻醉科。民国34年回国，历任重庆陆军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仁济医院外科顾问、上海福音医院院长。解放初，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保健医院外科顾问、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兼胸外科顾问。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任外科顾问。1954年后历任上海市纺织管理局第一医院外科主任、第一结核病院胸外科主任、徐汇医院外科主任。1960年调任第二结核病院外科主任。

杨振华教授

1953～1954年任四川省抗美援朝外科手术队副队长、队长，在朝鲜荣立志愿军三等功。

杨振华教授1911年1月出生于重庆市，1938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及莫尔思金质奖章，留校任解剖系助教。1939年任外科助教、讲师及副教授。1944年任华西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1946年获美国罗斯福总统奖学金，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胸部外科两年，获外科硕士学位，任密执安州立结核病医院外科医师一年，1950年1～6月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院胸外科高级住院医师，同年秋冲破层层阻力，毅然返回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1951年1～10月任重庆西南卫生部直属医院外科代主任，10月回华西医学院外科。1953～1954年任四川省抗美援朝外科手术队副队长、队长，在朝鲜荣立志愿军三等功。1954年任四川医学院系统外科主任，正式成立胸外科专业，在西南地区率先开展胸心外科工作。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1979年晋升外科教授。曾五次出国访问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并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裁军及核外交政策等以及医疗、计划生育、宗教信仰等。先后共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编写专著两部。

胡明道教授

1919年11月出生，1996年去世，山东济南籍。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老主任，主任医师，原北京军区胸心血管外科专业主任委员、北京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心胸外科专业组副组长、全国胸心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1941年-1943年在日本昭和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后因战乱终止学业，1945年-1947年转入北平医学院学习并毕业，1948年开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北平陆军总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前身）外科从事胸外科工作。1950年?-1952年做为军医参加了抗美援朝，1953年-1954年在协和医院胸外科进修。1954年-1984年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三科（胸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胡明道主任是老一代胸心外科专家，北京军区总医院胸心外科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为胸心外科的建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吴国祯 河南省医学会第一届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心胸外科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1939年考取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国民沈阳总医院，1947年10月至1948年10月调入江西九江后方医院，后在南通医学院任副教授。1950年1月至1989年在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和胸心外科主任。期间参加抗美援朝，并荣立三等功。1953年至1956年在河医一附院泌尿外科工作，随后至上海二医瑞金医院进修胸外。1958年至1959年受领导委托组织创建河南心胸外科，并开始着手对深低温的研究和临床应用，并开展了全国第一例室间隔缺损手术。

石美鑫

男，1918年1月5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36年他从格致中学毕业，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1937年夏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沪闽间航运一度中断而在家休学一年。1938年来沪复学。1939年随学校内迁昆明白龙潭与中正医学院第一届同学合班上课。1940年又迁到重庆歌乐山。1943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留校，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和外科系助教。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医学院迁回上海，先在红十字会总医院{现华山医院}任外科高年助理住院医师。1946年冬中山医院复院即调回中山医院工作。任中山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1948年晋升中山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外科学讲师。1950年冬他参加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赴黑龙江工作半年。1951年他开始从事胸外科专业。1954年先后晋升为外科学副教授、教授。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石教授历任中山医院胸外科副主任、主任，外科教研组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

高尚志

高尚志是全国著名心胸心血管外科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50多年临床实践中，他曾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获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颁发的立功奖状。1963年，他同姚震教授共同完成了我省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第一例低温心内直视手术和第一例针麻心内直视手术。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结肠代食管术的研究，并将该技术推广至全国。1978年率先在全国成功完成心脏移植动物实验，1984年在全国首次创用经冠状静脉窦逆行灌注心停搏液的实验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首次提出未成熟心肌的成熟时限。

黄国俊

黄国俊于194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同时获美国纽约州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M.D.）。同年受聘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接受严格的临床和学术训练。根据协和医院一向规定，住院医师不得结婚以免影响工作和学习，违者立即解雇。不少住院医师只好耐性等待到住院医师期满（通常是6月30日），即迫不及待地于次日举行婚礼。黄国俊于当任住院医师期间与手术室护士长郭淑如情投意合，不久北京解放（1949年），协和医院住院医师禁婚规定不复存在，于是便于1951年2月4日完婚。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于婚后一个月毅然参加第一批北京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于3月8日开赴我国东北，在队长吴阶平带领下为伤员服务，此事成为当日北京晚报上的一段佳话。

Dr. John Salyer

John M. Salyer was born in Volga, Ky., on Oct 25, 1911, and graduated from Paintsville High School in Paintsville, Ky. He earned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and his medical degree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While in college, he was an "extern" at Tennessee State Penitentiary, Yagi said.

Salyer spent 20 years, from 1939 until 1959, in the Army, many of those years at Fitzsimons.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in India and Burma setting up jungle hospitals. He came back to Fitzsimons, then served in the Korean War as a consultant to MASH units.

抗美援朝中，大量的伤员给予外科医生有机会密切观察胸外伤后的变化，给予胸腔穿刺，还是胸腔闭式引流，当时是最主要的困扰，当时主流的思想认为：“反复的胸腔穿刺是控制血胸的最有效措施，应当尽量避免胸腔闭式引流”

In 1950, Monaldi suggested draining the thoracic cavity with a more superior approach at the second or third intercostal space (19, 20). The modern three chamber thoracic drainage system was first described by Howe in 1952 (21) but not widely employed at the time. In the Korean War (1950 to 1953), mortality decreased to 0.6%-1.9% of major thoracic trauma patients who survived to be evacuated and treated (22, 23). King urged repeated daily thoracentesis to avoid empyema, and stated that “the use of thoracotomy tube drainage for treatment of hemothorax resulted in a high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22). Valle agreed, claiming 92% of patients who required decortication had been treated with closed intercostal drainage tubes, leading him to conclude, “[t]horacentesis is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hemothorax…We feel that closed intercostal drainage is seldom necessary and often dangerous” (23). In 1958,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commended that “for penetrating traumatic hemothorax, the pleural space must be emptied as completely as possible by aspiration…closed intercostal drainage would be inadvisable,” reflecting the mainstream opinions of military surgeons (25). Rockey had a more favorable opinion of thoracotomy tubes. His protocol for obvious or suspected open wounds, chest wounds, and hemothoraces was: debridement, placement of thoracotomy tube through the wound, and aspiration of the pleural space, followed by maintenance of lung inflation during wound closure to the skin, and removal of the temporary thoracotomy tube. In the case of fluid re-accumulation, “a thoracotomy tube was inserted into the pleural space in a dependent position for continuous underwater drainage”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