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中新的人际关系有三个基的本要义求——三不主义

心理治疗中新的人际关系有三个基的本要义求——三不主义

    心理治疗：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对人格障碍、心理疾患的治疗。广义的包括对患者所处环境的改善，周围人(包括医生)语言、行为的影响(如安慰、鼓励、暗示、示范等)，特殊的环境布置等一切有助于疾患治愈的方法；狭义的指由心理医师专门实施的治疗。心理治疗的技术和方法有暗示、催眠术、精神分析、行为矫正、生物反馈、气功、瑜珈、体育运动、音乐、绘画、造型等。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由经过受过心理治疗专业训练并通过考核的人员，主要是心理师以及接受心理治疗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以建立一种独特的人际关系来协助患者（或称当事人、案主、个案）处理心理问题、减轻主观痛苦经验、医治精神疾病及促进心理健康、个人成长。心理治疗一般是基于心理治疗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是咨商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而建立的治疗系统，以建立关系、对话、沟通、深度自我探索、行为改变等的技巧来达到治疗目标，例如改善受助者的心理健康或减轻精神疾病征状等。

(一)不批评

父母长辈普遍喜欢批评训斥他们的晚辈，尤其是父母，有的父母批评唠叨简直没完没了，即使无效也决不放弃;还喜欢算旧账，严重者非打即骂。这在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也许更加普遍而严重。长辈，尤其是手里握有大权的人，对于已成年的晚辈往往也摆脱不了这种关系模式。这是神经症和人格障碍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心理治疗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病人的这种人际关系和反应模式，采取尊重病人和平等协商的关系模式。批评无效的道理其实简单易懂，因为神经症病人和人格障碍者照例是不恰当的批评的受害者，他们从小一贯的亲身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批评，且往往对批评反感，更难于经批评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可以断言，闻过则喜和从善如流的人根本不需要心理治疗。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难道还缺少批评么?何需再专门训练出一批所谓心理治疗者来从事批评呢?

举个例子。病人抱怨说："我的母亲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维护母亲权利和尊严的义勇军大队一听这话就火了："你妈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容易吗?你已经是二十岁的成年人了，你理解关心你的母亲吗?你为你母亲做过些什么?你母亲的困难，她为你操碎了心，你也许想也没有想过!一开口就是抱怨，怪母亲这不好那不好，扪心自问，你的良心何在?"如此等等。这话脱口而出，大家都会说，并且也理直气壮。可起什么作用呢?如果心理治疗者对病人的抱怨采取类似的态度，甚至也来这么一套，很可能引起病人的反感、生气和反驳，当然也可能默不作声，但不论怎么样，这无助于神经症病人心理障碍的解决。最可能的结果是，病人下一次再也不找这样的"心理治疗者"了。

我们所说的不批评，不仅限于口头上不批评，而且要求心理治疗者在内心持不批评的态度，即非批评性态度(non-critical attituede)。不仅不批评，还要求治疗者去理解病人，理解病人抱怨所由产生的全部事实经过和典型事例，发现当时病人的情感反应和内心体验。这就是所谓澄清(clarification)这一治疗技术和概念的内容。心理治疗的原则之一就是"澄清先于解释"。

抱怨母亲，表明病人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困难和障碍，病人因此而苦恼甚至导致症状。上面引的那一段训斥病人的话只能使病人感到不被理解和委屈，甚至使他感到，他又遇到一位和他母亲一样的人了。病人很可能把他对母亲的不满、反感、甚至敌意转移到心理治疗者身上，这就是所谓负性移情。可以肯定，负性移情绝不是治疗性的。

心理治疗者对上述病人的抱怨的一种信当的反应是："你的苦恼，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和你一样，也需要亲人的理解和关心。"这话看似简单，其实颇有深意。它把"抱怨"变成了"需要"，这在心理治疗中叫做重构(reframing)，即把具有消极作用的言语改说成具有积极作用的言语，但并不改变说话者的真正目的，即病人需要母亲的理解和关心。这一技术不仅把消极的东西(如抱怨)变成了积极的东西(如需要)，并且还与病人争取到了共同的语言，同时也可以推动进一步的商讨和促进病人思考：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使我的需要得到满足呢?一般地说，抱怨者并不明确自己的需要，正如荀子所说，"自知者不怨人"(《苟子·荣辱》)。或者，虽有所知却缺乏坚持一贯的有效行动满足自己的需要。压抑(suppression)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而对神经症性心理障碍治疗的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去压抑(de-suppression)，这是只有持非批评态度才有可能。义正辞严的批评只会加强神经症病人的压抑。

非批评性态度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要坚持这种态度很不容易。这是由于，我们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在亲人和朋友之间，批评是经常发生的，是极普通的经验，也是极普通的一种行为模式和反应模式。

病人的诉苦照例都是过去的事。如果我们希望病人做到不后悔;,既往不咎,那就只有治疗者本人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对自己不后悔和既往不咎的态度,才有可能。要改变别人，首先必须改变自己。治疗者在与病人交谈中的各种表现所体现出来的待人接物的风格和人格特质，较之说服要强有力得多。心理治疗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实，单纯摆事实、讲道理对神经症和人格障碍几乎不起作用(即使起作用也是暂时的和表面的)，有时还可能起不良作用。病人即使不说出来，心里很可能会这样想："站在岸上说风凉话，这谁不会?对于别人的痛苦和困难，我讲起道理来，也许并不比你差。你本人若是处在我这样的处境中，你这套大道理也不见得起什么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医生职业很容易使治疗者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例如："你怎么这样不讲卫生，难怪你要拉肚子!")，即使说话不带明显的教训口吻和内容，表情态度也难免有所流露，并且，医生往往并不是清楚地觉察到自己这种态度的。

(二)不包办代替

父母倾向于对子女包办代替，这在我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中是很普遍的。传统文化要求子女孝顺你母，也赋予父母在子女面前具有绝对权威。现在虽然不大提什么"孝"了，但父母要求子女"听话"，还是很常见的。在行政系统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往往也打上了亲子关系特征的烙印。包办代替和要求听话，使人缺乏独立自主和负责任的精神，而清规戒律在脑海里却特别多。神经症病人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因此，新的治疗关系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不包办代替。这并不限于不代替病人做病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不代替病人作抉择和作决定。道理很简单，包办代替不能促进病人的成长(走向独立自主，个人的事个人负责，动员个人的精神资源或潜力等)，而只会助长病人的依赖心理。顺便一提，依赖性是心理不健康尤其是神经症最常见的弱点之一，是使病人陷于不能自拔的痛苦和困境的重要的主观因素，是阻碍病人走向健康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神经症病人最常向医生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我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后面隐藏着的心理冲突是，应该做的和喜欢愿意做的两者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对立，也是神经症性心理冲突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

有一次，我和一位病人首次晤谈，病人谈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对病人说："你是不是感觉到，你说话喜欢用应该这两个字?"病人沉思了一会儿，恍然大悟似地对我说："你说得很对，很深刻，一下手抓住了我的毛病的关键。"可是到结束这次晤谈病人站起来准备告别时却回出这么一句："大夫，那么，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说完，我和病人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但病人的笑却带有些苦涩的味道。可见，这"应该"的意识如此根深蒂固，绝不是一次有所领悟能解决问题的。对于这种病人，不仅切忌包办代替，甚至在一定治疗阶段中，连忠告也以少提为好。

父母的教训、约束甚至惩罚使病人从小发展了牢固的"应该感"，而个人的需要和兴趣爱好受着压抑，对父母的包办代替形成了依赖心理。因此，心理治疗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帮助病人弄清楚个人实际有些什么需要。个人精神上的需要，本人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帮助病人的方法是启发病人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

即使是行为治疗，如果新的行为设计与病人的实际需要没有多少联系，如果行为治疗者不尊重病人的主动性，如代替病人制订行为矫正的细节，即使暂时有效，恐怕也难持久，或者，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消失了，另一种适应不良的行为又冒了出来。

(三)不偏倚

弗洛伊德(1936)说得十分清楚明确，治疗者对病人心理之诸方面要保持"等距离立场"(equidistant stand)。也就是说，对病人心理冲突的各方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个方面。

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这跟我们日常待人接物尤其是处理亲近的人际关系时的态度完全不同。一对恋人有时爱得要死，有时又恨得要命，这不是很常见的么。

所以，专业心理治疗者需要特殊的训练，而得不到培训的医生则必须自我磨练，力图避免把对亲友的通常反应带到治疗关系中去。

举例说，病人长时期想离婚又不想离婚，十分痛苦。治疗者对这样的人生大事不可能没有他确定的道德观和主张，但对这种病人的心理冲突仍需坚持中立。中立态度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减轻阻力。神经症性心理冲突的特征之一，是冲突的双方势均力敌。你如果劝病人离婚，他就会大谈其不离婚的好处;你如果改口劝病人别离婚，他又会诉苦两个人实在无法生活在一起了。正是这种双向阻力，使神经症性心理冲突区别于一般的所谓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对教育者的阻力是单向的;你不给他提升，他闹情绪，你若提升他，他便不闹情绪了，甚至兴高采烈了;你要调他到边远地区去，他死也不肯，据理力争，你若迁就他让他留在北京，他就高兴地表示感谢领导对他的照顾和关怀。神经症病人似乎故意在跟治疗者唱反调，你要他往东，他却要往西，你说，那你就往西好了，他却认为往东的好处实在难以舍弃。

可见，中立态度更为积极的作用，是促使交谈深入，逐渐深入到病人心理的深层冲突中去。离婚和不离婚的冲突，作为一种长期不能解决的神经症性心理冲突，总是更根本的生活态度甚至冲突性格表层的显现。例如，患得患失的心太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完美主义人格特质的显现，是深层的不安全感、不完善感(自卑感)的显现，甚至，病人与配偶的冲突情感只不过是未成年时对父母的两价性依赖(ambivalent dePendence)的转移。所谓两价性依赖，指的是，对父母有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同时对父母又有强烈的不满甚至怨恨，但后者往往是埋藏较深而只在某些场合下才爆发出来。

对于心理治疗者来说，我们在体会病人夫妻不和的痛苦的同时，还必须同样努力去体会病人对配偶难以割舍的旧情。只有对冲突的双方有同样深入的投情的(empathic)理解，才可以说是对心理冲突有较完全的理解，也才有可能深入到夫妻关系背后的深层次的冲突，甚至冲突性格。只有帮助病人对自己的心理和性格有了深入的领悟性理解，病人才有可能作出恰当的抉择。如果心理治疗者偏向冲突的任何一方，他就会停留在亲友或邻居调解的水平，或者采取新潮青年的态度：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种徒具形式的夫妻关系还要它干吗?

上面谈的不偏倚或等距离立场或中立原则，虽然源于心理分析，但是，对其他多种不同的心理治疗也是适用的。

以上三条只是新的治疗关系的基本要求，并不包括一切，说得也比较简单肤浅。但即使限于这三条，要真正做到，不仅在口头上，而是从根本态度上和理论上都有深刻体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医生在心理治疗中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每一次心理治疗交谈进行反省，总结经验教训，这样，我们就会逐渐少犯错误，逐渐成为成熟的有丰富经验的心理治疗者。——摘自《神经症》 许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