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师记：眼神

我在青岛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省学友，与我有相似学习背景，入学英文都垫底。幸运遇到极端敬业的郝老师，一个因材施教，一个聪颖刻苦，学友在第一学期的全国考级中，考到“优秀”。那天郝老师举例学友从“哑巴英文”到听读俱佳，连声称赞。他虽然咳嗽几下，但那一刻，他双眼放光，竟全然不见虚弱眼神。郝老师平时易喘，每天需要吸氧，本科直升的张班长负责安排氧气瓶搬运，同学们都抢着去搬。毫无疑问，若当年学生评最美最帅教师，定非郝老师莫属。 若论仪表堂堂、剑眉星目，我的硕导仇老师则百分百当选。仇老师是山东大汉，当时是眼科主任，曾援外坦桑尼亚，临床技术过硬，也在中华眼科杂志发表过“双路球后麻醉”论文。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刚查完房。高大魁梧的他大步走近，让我觉得如大山压来。他问我寥寥几句，眼神高冷，我一度以为要落榜。 有一次，仇老师指着术前谈话所列“视网膜脱离复发、出血、失明……”问我，如果该患者刚发生视网膜脱离一二天，且是单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手术成功率是多少？我立刻回答：所有手术都有意外和并发症的可能性，医生没法回答每一个手术的成功率。 他有点严肃地看着我，眼神里好像闪烁些微的失望，我不敢吱声。在病区看到的都是复杂视网膜脱离，哪有机会遇到一个新鲜的网膜裂孔? 片刻后，我犹犹豫豫补充“我想，百分之九十五吧？” 仇老师一边签字，一边瞥我一眼：你多看看书，多看看国外文献，最好不要“我想”。 一会他抬起头再看我，他双目炯炯有神，他说，关键是别让新鲜网脱耽搁为复杂性！如果患者自己警惕视网膜脱离，发病后迅速找到手术行家并及时手术，就多一份挽救视力的几率。仇老师又看我一眼，他的眼神诚朴宽厚，他说，我们不能百分百成功，但能去尽百分百力，复位能做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也好。 奥比斯飞机来青岛前，筛查一批患者。仇老师拿着份病历问我，这个视网膜裂孔，英文名词怎么写？我毫不犹豫写上“hole”。“不对，这个病例的裂孔，英文不能用hole，”仇老师说，“它是有牵引的，是撕下来的视网膜裂孔，对应的英文应该是，”他在旁边写下：tear。我只好傻傻地笑笑。“念一下？”我蹦出“提尔”，“不一定对，”他很温和地看着我说“在这里，这个词，老外发“太尔”，因为是“撕”。”当时，仇老师眼里和心里装的全是奥比斯眼疾患者，不知他是否看出我多么汗颜。 仇老师说他是一步一步修炼成长的，相信也曾被他的老师一点一滴指教过，我相信也包括石珍荣教授。石教授拥有眼病理组织学的精深造诣，曾执笔《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眼科学卷》中的眼胚胎组织章节。我国眼病理从无到有，有赖于石教授那一代及更早的各地眼科前辈们沉默的耕耘。日复一日的切片和浸染，或许销蚀容颜，但也磨砺奉献之心，前辈过世后大多献出眼球做病理标本。石教授的老师是潘作新老前辈，当年捐献角膜，移植给患者，使那名患者又看到人生的光亮。 我第一次见到石教授就在病理室。那里逼仄、老旧，连走廊里仿佛也有岁月的叹息，但她一直坚持在那里。年近古稀的石教授白皙矍铄，眼神慈和，有着某种珍贵的特质，但又说不出是什么。也许，一眼望去，有些人富贵，有些人华贵，有些人高贵，她是那种自然朴素的高贵。 石教授有次在门诊，给我看一个视乳头黑色素细胞瘤的患者，是她随访数十年的患者。她对患者和蔼地说，以后随访也与之前一样，一点也不要担心。那是我第一次临床观摩到这种良性病变，是黑色素细胞瘤而不是黑色素瘤，是善与恶两种不同性质的肿瘤。我看到石教授对患者柔声细语，她的眼睛里有祖母一样的慈祥爱意，又充满沉静的力量，那长长时光和专业知识所凝炼的力量。 护士老师瞅了我和石教授一眼，在一边默默理好挂号单。她们会核几毛钱的效益，虽然知道石教授从来没有提取过，还是一一记录，以后捐出去。石教授站起身来，向我们轻轻打声招呼后回家。一周之后，她把自己发表过的《睫状体上皮细胞增生及睫状良体上皮细胞瘤的组织学观察》的论文复印件给我看，让我一时愕然，不知该说什么。 隔年在北京远远见到一位老专家，大约比石教授年长许多，但有某种相近之处。那次是仇老师带着参加全国眼科年会，在炎热的亚运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居室。我们白天在会场满满学习，晚上打地铺沉沉睡下，那电风扇一刻不停地转着。第三日，在一个会议厅门口，看到一个老人家，看起来她很娇小，但显而易见是尊贵的客人，被许多人簇拥着进去。 她走上讲台，演讲一个年龄相关黄斑变性的病例。她从易于忽略的色素上皮细微变化开始，一张又一张照片递进，一年比一年加重，终对视觉构成威胁。我看不清她的眼神，但她很用心地讲授，异常柔和，异常细腻，听众也异常安静。当时黄斑变性并没有被普遍认知，她结合眼病理细节抽丝剥茧，深入浅出，最后说，这个病例就是她自己。原来，她是眼科主委李凤鸣教授，她不是客人，是这次大会主人之一，她外表细柔，但学问深厚，是让人敬仰的眼科大家。 我来到上海，我的导师褚老师也是学问大家，渊博且具有奔逸的创新思维。这里每一位临床带教老师都十分敬业，扎扎实实，患者从四面八方而来。1997年轮转到病房，我代一位专题进修医生，幸运“接管”王文吉教授的床位。王教授精诚严谨，她的学生个个勤奋好学、出类拔萃，管她的床既难得又有压力。 收进来一位视网膜脱离的少年，有外伤史。这个病例较特别，不仅先天性无虹膜，且泌尿器官异常，也有精神发育迟缓，结合会诊最后诊断为WAGR综合征，是一种较罕见的先天疾病。WAGR综合症伴视网膜脱离的手术文献很少，当时我检索不到。在台上，王教授几乎没说过一句话，那么难的手术，在她那里也许不算什么，在她那里，她或有千沟万壑却始终平静如水。手术成功，孩子很快就出院。孩子复诊时来到病区，王教授在裂隙灯下为他检查，她绵密平和的眼神中，除了一丝不苟，还是一丝不苟。 年轻医生习惯讨论当天特殊病例，有一天讨论到王教授诊断出的一个艾滋患者，据说“仅”根据眼底棉绒斑等，王教授就考虑艾滋，最后化验确诊。九十年代艾滋较少，眼科医生更不了解艾滋眼底病变，一边敬佩王教授火眼金睛，一边赶紧找文献学习，一边禁不住想，究竟王教授有什么独门秘诀可 “一眼看穿”眼疾的呢？。 1999年我去波士顿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短期学习，有位华裔医生带我去哈佛大学麻省眼耳医院MEEI观摩。上楼下楼之际，有位老医生听说我来自上海，问我“王医生好吗？”。我才知早在1981年，王教授就在MEEI及Schepen’s 视网膜基金会学习过视网膜玻璃体疾病与眼病理，她的学术造诣来自勤奋和实践，绝非一日之功。 王教授的先生过世，当天科里同仁去她家里看望。刚进去，正好听到她在与陈主任通话，“……对，周三手术病人，看来我不能去做了，要拜托你了，谢谢，谢谢！”她语气平平静静，似乎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看到王教授的家里，完全想象不到的简朴。也许，当她全身心服务于患者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她自己的一切。 王教授已去北美定居，已很难见到她。有一次我参加评审会，评审主席是闻玉梅院士，她也是我的导师褚教授很尊崇的大家。虽然风格迥然不同，我仍觉得褚教授、王教授与闻院士不乏相似，一样闪耀着专业精神，一样无私付出，一样朴素从容。 评审时，闻院士使劲为年轻学者们加油。评审间隙，恰巧谈到发表SCI论文的种种不易，闻院士就讲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Barry J. Marshall的故事。她说，Marshall医生非常了不起，为证实幽门螺杆菌是导致胃炎的罪魁，Marshall曾不惜个人健康为代价，喝下细菌培养液，因此病了一场，在大战幽门螺杆菌的历史上留下人类勇于献身的传奇。 夏日阳光从窗外洒进来一点点，年逾八十的闻院士仿佛也洒着光。闻院士继续说，Marshall的实践转化为论文时，竟遇到挫折。他和团队将研究结果向《柳叶刀》投稿，但有位审稿人不认同。幸好，Marshall坚持不懈，其他学者所做的研究也证实Marshall的结果，论文才终于发表。Marshall与闻院士私人交流时曾幽默地说，他保留了那份拒稿信，这可是拒绝了诺贝尔奖级别的论文啊！闻院士笑眯眯地说，这可是Marshall说的原话。 我一直静静看着闻院士，之前以为拍案而起是她家族的血脉传统。她眼神慈爱明亮，微微颔首，娓娓道来，她褒扬Marshall献身科学的一腔热血，她自己何尝不是一直抱有奉献社会的赤诚之心。 我敬慕她和老师们音容兼美的人生轨迹，想起黄山之旅，一路上松峰奇峋，美不胜收。当我走到山顶，仰望澄宇，遥望群峦，那天地大美大爱，本是上苍为人所预备，真正，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闻，人心也未曾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