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科真的是朝阳学科吗？

导语：认知缓慢，制度落后，生源不足……明明问题一大堆，为什么他还是坚持认为疼痛科是“朝阳学科”？

1988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成立疼痛门诊，那是如今仁济医院疼痛科的前身。

在那个人们还不知疼痛科为何物的年代，仁济医院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疼痛门诊的医院之一，每周安排2个上午的门诊，门可罗雀，医生也只由麻醉科医生兼职，技术十分单一。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疼痛科王祥瑞

20多年过去了，如今走入仁济医院医院的疼痛科日间手术区，窗明几净，设备崭新，每周5个全天的门诊，32000例的年门诊量，12张病床，每月收治70多名病人……

“疼痛科是一个朝阳学科，”疼痛科主任王祥瑞说，“病人越来越多，政府、社会越来越关注，技术越来越完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

但这个看起来颇为积极的趋势并不能掩盖疼痛科在国内才刚刚起步的事实。

疼痛科有“绝活”

疼痛科发展历史并不长，虽然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疼痛门诊，但直到1976年国际疼痛学会成立，才真正标志着热衷于疼痛医学的医务人员拥有了自主研究的土壤。

而在中国，直到2007年，卫生部才确定将“疼痛科”列为一级诊疗科目，规定在二级以上医院率先开展疼痛诊疗服务。但这看似不长的历史却并不妨碍疼痛科发展出系统的治疗手段。

“现在疼痛病诊治的手段可以从初级、中级到高级，不同层次。比方说扎扎针灸，拔拔火罐，有这样需求的病人也蛮多的；中级一点的，做理疗、冲击波、红外偏振光等治疗方法，好了就好了，不好了再做更高级的，高级治疗手段就要到更大的医院的疼痛科治疗。”

得益于起步时众多麻醉科医生的“兼职”，疼痛科有许多从麻醉科改良而来的高级治疗“绝活”，比如经脊髓电刺激（SCS），疼痛科医生将电极放在硬膜外腔，接埋在体内的电池，产生电刺激，把患者原先的疼痛覆盖住，消除病人疼痛。

这种方法比原先常用的神经损毁技术可使用范围大，且副作用更小，已经成为疼痛科医生在处理神经病理痛时最有效的技术，被誉为“当代神经病理学痛的终极手段”。

还有一个“绝活”是装体内镇痛泵。

“腰麻是把药直接打到蛛网膜下腔里，我们是把导管放在蛛网膜下腔，然后接一个药泵。”药泵可以自动向病人的脑脊液中注入药物，一次填充，可以维持3个月左右。

比如癌症病人到了晚期有80%会出现剧烈的爆发痛，吗啡用量是平时的十多倍，但普通的镇痛是让病人口服或肌肉注射吗啡，疗效逐步下降，用药量增加，副作用明显，病人便会陷入又一轮“痛不欲生”。

而将吗啡填充入药泵，可以用于缓解癌症晚期病人的疼痛，虽无法治愈癌症，但因为感受不到明显的疼痛，他们可以自由地开车、甚至运动，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王祥瑞说，能让病人无痛生活，是癌症病人姑息疗法的主要精髓，这也是疼痛科人文关怀的体现。

疼痛是慢性病，有多少人有这个认识？

镇痛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了非常常规的治疗方式，但在中国却发展得举步维艰。

“差异主要是在人文理念上。”王祥瑞说，在美国，疼痛被视为继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存在的痛苦，一旦发作，必须解除。

但在国内，一个专门负责“镇痛”的医生会被认为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许多医务人员对疼痛的认识也仅仅是将其视作一个“症状”，在治病的时候“顺便”开几副止痛药，便自认为做到了“关怀”。

但这远远不够。

王祥瑞说，很多时候，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解除疼痛就是治疗疾病的过程。

一个典型例子是带状疱疹后遗痛，这是一种由疼痛引起的恶性病理循环，病人唯一问题就是感觉“痛”，消除了痛感，就等于治愈了疾病，而一旦对疼痛置之不理，几年以后，就能让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王祥瑞还曾经遇到会阴痛的病人，跑遍各大医院都找不到愿意收治的地方，会阴涉及泌尿外科和妇产科，但这个病人是功能性疼痛，在那两个科室检查出来一切正常，无法治疗。

“最后就一脚踢到了疼痛科。”

不受重视的疼痛科经常成为病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常常为时过晚。一个带状疱疹神经痛病人若在早期放置SCS短期电刺激，进行治疗干预，转为后遗痛的几率能够明显降低。

但在仁济医院疼痛科，王祥瑞收到的带状疱疹后遗痛时间最长的患者，已经痛了15年，即使用SCS也效果有限。

“慢性疼痛就是一种慢性病！”王祥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是肯切。

制度落后，生源不足

认知不完全只是阻碍疼痛科发展的一个原因，但或许也是一切其他问题的“源头”。

一个问题是制度滞后。

比如在欧美发达地区，SAS泵和吗啡泵已经非常普及，但在上海，这两项技术都没有纳入医保。

“装一个泵要多少钱？”

“SCS的话20多万吧，吗啡泵装一个要十几万，如果不纳入医保，很多家庭是没法考虑的。”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自主学生来源。

“现在看来，主动要来疼痛科的学生不是很多。”王祥瑞刚到疼痛科的时候，疼痛科的医生都是麻醉科医生兼职，时至今日，这里的医生也大多是从麻醉科、康复科、神经内科等科室调来的。

疼痛科至今没有申请到教育部的二级代码，这意味着疼痛科无法开设专业课，也没有专门的住院医师规培基地，医学生在学习期间很难认识这个科室，也没有办法接受相应的专科培训。疼痛科想要招人，就必须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上海交大医学院为了让学生对疼痛有所认识，开设了一门叫做《痛病悟源》的通识课程，每年限定80名学生报名，但往往“一课难求”。

“大家事实上很关心的，疼痛有哪些疾病？这些疾病怎么治疗？为什么痛经？为什么头痛？为什么偏头痛？这都是我们作为最初的知识给他们介绍的。”

但是没有二级代码，这些大家关心的知识便很难系统学到。

他为什么坚持认为疼痛科是“朝阳学科”？

虽然有这么多问题，王祥瑞始终觉得，做疼痛科是很有成就感的。

“做了疼痛科的医生，再回去做麻醉，是几乎不可能的，病人能感受到你的感情是真的，你也会有一种主人翁心态，医生和病人相互依存。”

来了疼痛科的王祥瑞，常是从病人入院一直随访到他康复，有的一跟就是几十年。

他始终相信，慢性疼痛是个“社会问题”，疼痛科是“朝阳学科”，随着人们寿命延长，社会节奏加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愉悦地、有生活质量地活到100岁，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百姓关心的焦点，因此，无论是医学界还是普通百姓，都会对这个学科越来越熟悉。

“尽管中国反应迟缓一点，但是全世界都关注了，中国能不关注吗？这是民生。”